宋炜

        先来看两个数据：根据联合国EB网站的统计，2008年5月21日，在联合国EB注册的CDM项目共1059个，其中中国的项目214个。如果回溯一下，我们可以看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2004年11月，全球第一个CDM项目注册；2005年6月，中国第一个CDM项目注册。
        我们有理由说，在过去的几年中，CDM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所有的CDM项目为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承诺并抑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已有迹象表明，一些发达国家将无法实现它们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的减排承诺。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认为，欧盟未能作出与其到2020年实现减排20%的目标相符的努力，平均起来，实际减排仅为2%，而不是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8％。
        我们同样注意到，据中国DNA网站的统计，目前中国已批准的CDM项目达1253个，对比已注册项目的数量，意味着太多的项目被积压在CDM程序中的各相关机构那里，比如DOE和EB。同时，由于离2012年已经不远，而“后京都时代”国际合作框架的谈判一推再推，令许多投资者虽有意愿却无足够的信心投资于新的潜在CDM项目。
        越来越明显的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近的遵守国际协议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有志于投资气候友好项目的要求，都希望CDM快一点，再快一点！
        我们呼吁CDM的参与方，无论是已有的还是潜在的，也无论是买家还是项目投资者，都更积极地参与到更多更广阔的减排领域中来，在自身获得收益的同时，也为气候变化问题做出实在的贡献。
        我们呼吁DOE和EB加快工作效率，推进CDM项目的进展，令CDM这一创造性的机制回到其本来的主旨所在——给投资者以激励。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中各主体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尽快就未来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达成协议，并在未来予以严格遵守——毕竟，能拯救人类的，只能是人类自身。
附记：今天是2008年5月21日，全国哀悼汶川地震遇难同胞的第三天。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想起了这个题目。除了同样的紧迫感，还有对未来的期望。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是对人类整体的大绝望；而汶川地震之后，相信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切实的行动都将有助于改变别人进而自身的处境——这是对个体生命的大尊重。